李竞扬 | 山西平顺天台庵佛殿的修缮改易与旧貌管窥
摘要：
文章基于作者在天台庵佛殿拆解修缮工地调查见闻，并参考8枚木构件的碳十四年代（加树轮校正），考证三处题记所载历代修建时间，并详述大木构架、朱白彩画、屋面脊饰与勾头、 砖墙、铁鏂的修缮改易痕迹及其年代，据此管窥其旧貌变化。可知五代后唐建造或重修佛殿时，使用了零星盛、中唐旧木构件，四枚大角梁斜置， 内檐转角处用角栿，主梁上用驼峰、蜀柱以承托平梁，屋面檐口用莲花纹、兽面纹勾头；金元添置黄绿琉璃脊兽；明末清初修缮将大角梁改斜置为平置、增高翼角起翘，并撤去内檐角栿，改用短柱承托平梁，并在外檐增砌青砖厚墙、内檐梁架刷饰青绿彩画，檐口破旧勾头被易以新制龙纹勾头，使佛殿金元旧貌无存。
山西平顺天台庵佛殿的修缮改易与旧貌管窥
李竞扬
1 引言
天台庵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群山深处的平顺县王曲村，矗立于浊漳河左岸阶地土丘之上，是一座古老的木构佛殿。1956 年山西文物普查试验工作队成员杜仙 洲、李竹君、朱希元、崔淑珍等四人初次走访调查该佛殿，杜仙洲描述道：
佛殿深广各三间，通面阔 7.15 米，通进深 7.12 米，几呈正方形。四架椽屋通檐用二柱。单檐歇山顶，盖筒版布瓦，安绿色琉璃脊兽。
并谨慎地判断：
此殿在建筑结构上，有些地方近似南禅寺正殿，在风格上具有不少早期建筑特征，可能是一座晚唐建筑。
因缺乏文字纪年证据，前辈学者只能依据佛殿形制风格来判断其大致建造年代。对天台庵佛殿是否为唐代遗构，学界历来聚讼纷纭。
从2014年4月开工至2016年8月竣工，天台庵佛殿经历了自被发现以来的首次拆解修缮。施工期间笔者曾四次赶赴工地现场，观察、记录因拆解而暴露出的木构件榫卯、墨书题记、残存彩画等信息，向匠师请教佛殿构造、构件抽换、木材树种等问题，并做三维激光扫描以记录佛殿造型、碎部尺寸。此外，我们利用加速器质谱仪（AMS）碳十四测年（加树轮校正）技术，测得佛殿8枚木构件的木纤维样品的绝对年代。调查可知，天台庵佛殿在初建之后至少经历了5次修缮改易，其现存构件被制作、安装于自唐迄清的6个时期。笔者不揣浅陋，简述所见佛殿修缮改易痕迹，并初步推测其构造旧貌变化，以求教方家。
2 天台庵建筑概况
天台庵佛殿坐落于王曲村内一凸起土台之上。土台顶部平坦，顶面高出其北侧路面3.5m，西北角有台阶可登临。佛殿占据土台北端，朝南面向河谷，殿南为空地，无配殿，亦无院门、院墙。殿外东南方尚存一通赑屃鳌座碑，疑为东魏、北齐或隋遗物。佛殿正面台明曾骈置一对石狮，浑厚古拙有唐风，惜已被盗无存。
如图1、图2 所示，佛殿规模甚小，单檐厦两头屋盖，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四椽，通檐四椽栿用二柱。檐柱承栌斗，无普拍方。主梁从南、北两面柱头栌斗内伸出外檐做华栱，承替木、橑风槫，此形制即宋《营造法式》的“斗口跳”。东、西山面柱头铺作各施一跳华栱，外承橑风槫，里转被压在丁栿下。四面每间施3道柱头方以贯通各栌斗，每面心间正心方上刻出一道影栱，栱心上下、栱两端置小斗，构成“一斗三升”形象；正面心间正中位置有后添华栱一枚。殿内主梁上置短柱隔承平梁，平梁之上用驼峰、蜀柱、捧节令拱承脊槫，叉手、托脚不抱槫。殿身四面包砌厚实的砖墙，南面心间辟设版门，四枚门簪，两次间设版棂窗。因后世屡遭修改，室内外被添加12根木柱、2根短柱。
图1 天台庵佛殿平面图（12根檐柱为柱顶轮廓，其余添柱为柱底轮廓）
图2 天台庵佛殿明间横剖面图
3 题记所见建造、修缮年代
3.1 筒瓦题记
1991年王春波、史国亮调查天台庵时，在佛殿屋面发现一枚素混筒瓦有纪年题记：
重修天台庵创立不知何许年。重修如大定二年，中有大明二百□十五年，先有大元四十年，限今又是大清二十六年康熙九年，重修三百有余岁矣。壶关县尼匠程可第修造。
其中“大定二年”或指金“大定二年”（1162），或为元“泰定二年”（1325）。
“ 大元四十年” 所指年代有两种计法：若以金朝覆亡之年（金哀宗天兴二年，1234 年）为始，则该纪年应为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若以忽必烈改国号为“元”之年（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为始，则该纪年应为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考虑到元大德七年八月初二日（1303年9月13日）高平县地震、八月初六日（公历9月17日）赵城县地震均波及王曲村，其中第二次地震在王曲村附近地区的烈度达到VII度，足以损坏佛殿，故推测“大元四十年”重修更可能指至大四年。
“大明二百□十五年”因一字难辨而无法确知其年代。因明朝在华北共统治276年，故此年数应介于215和275之间，即在万历十一年（1583）与崇祯十六年（1643）之间，定属晚明。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 日）陕西华州发生8级地震，在王曲村附近之烈度约为VI度，足以损坏佛殿，故导致晚明修缮。
“大清二十六年 康熙九年”（1670），是重修佛殿并划刻筒瓦题记的年代。
3.2 脊槫题记
2014年11月1日帅银川拆解佛殿脊槫时，槫下表面的墨书题记被暴露出来，其被写在脊槫西端与替木的接触面上，自东向西竖行书写。如图3，题记内容为（笔迹难辨者加方框以示存疑，下同）：
其纪年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
图3 脊槫题记
“中驾后东第贰”六字显然是由匠人题写的构件名称，以表明安装位置，其字尺寸略大于长兴四年题记，书法不同，亦不与长兴四年题记对齐，故不是长兴四年书写。此处“驾”通“架”，在唐时一般指槫，“东”通“栋”，意亦为槫，“中驾后东第贰”可能指心间后檐第二根平槫，即此脊槫或许曾是一枚平槫旧料。碳十四测年表明脊槫（样品编号TTA-T）可能采伐于9世纪，或早于长兴四年。
“地驾”是“立架”的谐音别字，即造立大木构架。落款人有“都匠人”、“李愽士”（“愽”通“博”），应是匠人名衔。考虑到脊槫是十分隆重的构件，该题记所载甚详的年、月、日、时应是建造佛殿时安装脊槫、举行上梁礼的吉日、吉时。
长兴年间，天台庵以东20km处的石城镇龙门寺几乎同时在建造殿堂，王曲村民亦参与其中。寺内近年出土的长兴元年（930）石碑开头云（图4）：
长兴元年八月二十日, 造碣至天台山龙门院, 邑人修盖堂殿二十一间，本院主僧奉景，同弟惠呈、惠回。
图4 龙门寺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笏头碣（左碑阳，右碑阴）
“天台山龙门院”僧奉景组织邑社以建造殿堂，碑铭按村籍分别罗列了邑众姓名，包括王曲村民许珣。遍检方志可知，浊漳河谷附近平顺、黎城、潞城、壶关诸县境内天台宗佛刹仅此一处。故五代后唐时天台庵应是天台山龙门院的下院村坊佛堂，庵中僧人亦宗出天台。
3.3 飞椽题记
2015年5月帅银川在拆卸佛殿檐口椽飞时，在其前檐自西数第14根飞椽上发现了清康熙九年墨书题记。
如图5，飞椽侧面题记分为两段，靠近其外端的文字记录了佛殿创建与历次修缮的年代：
大唐天成四年建创/ 大金壬午年重修/大定元年重修/ 大明景泰重修
图5 飞椽题记
飞椽侧面、靠近内端部位写着在清康熙九年修缮工程中为工匠做饭的女善人姓名：
飞椽底面书写：
其中“大唐天成四年”指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无疑。“大金壬午年”指金大定二年（1162）或金兴定六年（1222）。“大定元年”指金大定元年（1161）或元泰定元年（1324）。“景泰”为明代宗年号，在公元1450 年至1456 年之间。飞椽题记系清康熙九年修缮佛殿时书写，与前述筒瓦题记同年。
上述三处题记均被埋藏于建筑构造之中。筒瓦、飞椽两处题记，应是清康熙九年参与修缮佛殿的工匠、村民的涂鸦之作，或与建造、修缮仪式有关。题记中历代修缮纪年，可能抄录自当时寺内石碑铭文，抑或抄自当时修缮拆解时暴露出的前代旧有题记。综合题记内容，天台庵佛殿的建造和历次修缮年代如表1：
4 大木构架改易
4.1 栱方改易
据附录所示碳十四测年结果（取68.2%置信区间末端年代），佛殿西主梁及其出头华栱（样品编号TTA-LF）应是五代构件，西面南次间最下层柱头方（样品编号TTA-F3）与四角正出华栱均是元代更换构件。其余栱方大致还是唐、五代面貌。
正面心间补间铺作出华栱一跳，其栱头卷杀做工粗率，未刻栱眼，栌斗、交互斗之斗欹是无内䫜的直面，替木之端头无卷杀，且这些构件之木色偏新，显系晚近添加构件，故清康熙修缮之前此处旧貌仅有影栱，与其余三面相同。新添华栱里跳悬空，故用一铁条将其拉钉在阑额上，以保持内外平衡，显得极不协调。
4.2 平梁下驼峰、蜀柱被换为短柱
如图6所示，在两主梁顶面、四枚短柱底部南北两侧均有空余的长方形卯口，卯口长约10cm、宽约2cm、深约10cm，每对卯口相距约10cm，与短柱底部榫头不合，应是为插固驼峰而剜凿。因佛殿是四架椽屋，故丁栿与主梁相交于平槫缝位，丁栿内端头做通高燕尾榫，下部出方形榫头插入主梁、被压于短柱下，其燕尾榫仅抵在短柱表面。短柱不与主梁、丁栿榫卯配合，故短柱应晚于主梁和丁栿，应是明清更换构件。
图6 主梁、短柱、丁栿节点榫卯构造（左）与其旧貌推测（右）
殿内四角的转角华栱与大角梁之间各垫有一枚蜀柱残件，共4枚。如图7，蜀柱残件底面长18cm、宽15cm，柱身有抹棱，其上部被截去一段，残高24.5 cm，残存柱身顶部有微弱收分，其形制、尺寸与脊槫下蜀柱一致。蜀柱残件底面正中位置原有凸出方榫，方榫后被砍去，留下5.5cm见方的榫头断面砍痕。东北角蜀柱残件（样品编号TTA-X）碳十四测年表明，这4枚蜀柱可能是初、盛唐孑遗，或用初、盛唐旧料二次加工而成，其被二次加工年代可能在五代长兴。
图7 殿内西北转角处蜀柱残件
考虑到殿内四枚残存蜀柱原先应被置于驼峰之上，蜀柱上置栌斗，以承平梁（图8），如同佛殿脊槫下驼峰和蜀柱的组合。驼峰和蜀柱的组合被更换为短柱应发生在晚明或清康熙九年修缮时。
图8 佛殿横向构架五代旧貌推测图
4.3 斜置大角梁被改换为平置，撤去角栿
现状4根大角梁均为平置，角梁后尾收窄做直榫，插入主梁上短柱内，其梁腹压在转角处第二道柱头方上，角梁伸出外檐悬挑部分的梁腹底面做凸起的棱，梁头刻作爵头形。因4根大角梁木料弯直不一，为使其外端梁头同高，故意令其后尾榫头插入短柱之位置高低不同，显然是统一施工、调整的结果。碳十四测年表明西南大角梁（样品编号TTA-JL1）是16至17世纪构件，故推知4根大角梁与4枚短柱可能制作、安装于晚明或清康熙九年。
经帅银川提示，笔者注意到转角处橑风槫上遗有空余卯口、旋口，而现状大角梁、翼角檐椽悬于槫之上方，并未落入卯口、旋口（图9）。据此可知，大角梁最初为斜置而非平置，斜置大角梁的后尾与平槫相交，落入平槫与山面承椽方相交处外侧的卯口内。斜置大角梁的中段梁腹压在转角处柱头方之上，并落入橑风槫卯口内。斜置大、小角梁外端头外悬，其位置要比现存平置大角梁外端头更加低垂（人、图10）。故佛殿原初翼角起翘高度要小于现状翼角，其檐口曲线比现状更加平缓，即在晚明或清康熙九年之前，天台庵佛殿翼角曲线平缓如同五台县南禅寺大殿。
图9 西南转角橑风槫空余卯口与旋口
图10 现状平置大角梁构造与原先斜置大角梁构造（自东南向西北看）
在佛殿旧有斜置大角梁之下、角华栱之上与主梁驼峰之间，应曾有一根45°方向水平角栿，角栿将转角栱方与主梁拉结为一体。晚明清初修缮时，旧有4根角栿连同斜置大角梁被撤去，换以4根平置杨木大角梁占据了其空间位置，大角梁与角华栱里跳之间空挡被填塞以蜀柱残件。因杨木脆弱易折断，故在外檐翼角杨木大角梁下各添支一擎檐柱，添柱均是自他处移来的槫木旧料。
5 内檐朱白彩画残迹
如图11，在佛殿南面西间阑额朝向殿内一面上，可隐约辨认出有横向等距的4个白色方块，斑驳的白块之外有残存暗淡朱色。此处最初先遍刷朱色作底，再添画白块。
图11 朱白彩画残迹（自北向南看）
南平槫下襻间方北面的暗朱色底色之上，画有6个白色方块，靠近襻间方端头的白块与刻出的影栱轮廓相接。碳十四测年表明此襻间方（样品编号TTA-PJ）是五代、宋初构件，故其表面残存的朱白彩画可能也是五代、宋初遗物。
上述两处朱底白块彩画曾被稀薄的清代青绿云纹彩画覆盖，后青绿脱落，更早的朱白彩画便暴露出来。朱底白块形象大致符合宋《营造法式 · 彩画作制度 · 丹粉刷饰屋舍》记载的朱白彩画。可推知在五代、北宋时佛殿室内梁、槫、方、额、栱曾遍绘朱白，其外立面栱方、柱、额最初也刷饰朱白。
6 屋面脊兽、勾头地造型与年代
6.1 鸱尾与脊刹
如图12，在佛殿外观中，占据最高屋脊两端的一对琉璃鸱尾是造型最复杂的构件。龙形具象、云气卷曲、弯回转折的造型趣味，已迥异于固守唐式轮廓的辽、宋式鸱尾，其大而夸张的尺度、繁复的形象和光泽鲜艳的黄绿釉色，与朴素粗糙的垒瓦屋脊、青掍瓦屋面反差强烈，显得华丽突兀。鸱尾通高136.5cm，底宽69.5cm，最鼓凸处厚约26.5cm，鸱尾由上下两块拼成，分居鸱尾两面、背部的三枚铁鞠将两块固接为一体。铁鞠两端弯折、插入预留孔洞中，孔洞、拼缝内满填白灰。被斜向拼缝打断的躯干、背鳍、鳞片、云气，其体量、轮廓上下衔接得流畅自然，故整个鸱尾应是先被整体塑造完毕后，再被分割为上下两部分，然后分别被上釉、窑烧而成。天台庵鸱尾应烧造、安装于金大定或元泰定修缮工程，此类龙形黄绿琉璃鸱尾常见于上党金元遗构。
图12 脊刹与东鸱尾南立面图（网格20 cm×20 cm）
黄绿琉璃脊刹位于正脊之中央，亦为金元遗物。其底座为一对龙首，分别朝向东西、大张其口以吞咬正脊，残高42.5cm，其上为刹顶。脊刹龙首明显小于鸱尾龙首，其口鼻、眼之造型、色彩与鸱尾龙首基本一致，但其下颌向内缩回，其角如羊角般朝下卷回，鳃、耳塑造得比鸱尾龙首更显粗率。
6.2 摩竭鱼
佛殿原有6枚摩竭鱼，其中4枚分别立于4条垂脊之上，其余两枚立于脊刹两侧的正脊顶面。现今正脊上的两枚摩竭鱼均已不存，仅残留有底座、铁钉。它们均为琉璃质，通体施绿釉，其釉色、陶质跟鸱尾、脊刹的绿色部分相差无几，应与鸱尾、脊刹同是金元遗物。
如图13，摩竭鱼半鱼半龙，由兽首、鱼身、鱼尾、鸟翅组成，其动作姿势与鸱尾中的龙相似：身体倒立，尾鳍上扬，头前伸，双翅向上张开，前腿撑地。与鸱尾相比，摩竭鱼仅高28cm，尺度甚小，然其眼、口鼻、牙、肌肉、羽毛、鳞片塑造得毫无懈怠。
图13 摩竭鱼脊饰
6.3 勾头
佛殿共有214枚勾头，陶质无釉，包括8种图案，其造型分为莲花纹（A型）、兽面纹（B型）、龙纹（C型）三型、八式。如表2所示，前檐仅存1 枚莲花纹勾头（A-1式），应为唐、五代或宋遗物。兽面纹勾头主要分布在东、西山面隐蔽部位，以B-1式最多（共40枚），B-4 式次多（共22枚）。龙纹勾头主要分布在佛殿四面檐口，以C-3式为最多（共109枚），少量C-1 式和C-2式间杂其中。
7 青砖厚墙
佛殿周身四面包砌青砖厚墙，檐柱被埋于墙内，柱脚处墙体上未做透空气眼。砖墙底部有一道石砌墙基， 由南太行山区常见的石灰岩块凿成。墙体顶部略高于阑额底部，主体由乱石、石灰砂浆砌筑而成，外包青砖。墙外青砖底到顶共28皮，青砖规格统一， 长30cm、宽15cm、厚7.5cm，全为顺砌，用石灰浆勾缝，墙身未做隔减。清水砖墙面质感单一、无变化，使殿身显得体量坚实。
目前虽然尚不知天台庵佛殿被增砌砖墙的确切年代，但断在晚明至清初之间应无疑问。战争因素当是推动这一时期砖构建筑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晚明万历至崇祯时期，砖构建筑不仅限于长城、城墙、城楼等军事防御设施，还大量出现在华北寺庙、民宅之中，此时晋东南已有砖构村庙殿宇，如高平市河西镇宰李村龙王庙正殿就是一座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小型无梁殿。晚明以无梁殿为代表的厚墙砖构殿宇是天台庵佛殿和浊漳河谷内诸庙宇青砖厚墙的形象来源。
8 铁鏂
如图14， 佛殿正面西次间阑额上残存一枚铁鏂，在版棂窗上方。铁鏂直径约3cm，表面中心凸起，边缘作六瓣花瓣、中央作花蕊形，应是唐宋遗物，最初被钉在佛殿门扉或窗的横纵向木额方表面。此类浮沤钉一般被成排地钉在门扉表面，是唐宋常见门饰金具。
图14 天台庵佛殿阑额（左）、崔府君庙山门版门（右）之铁鏂
9 历代木构件树种变化
将天台庵佛殿8枚木构件碳十四年代与树种对照（图15），可知树种随时代而变化：唐、五代用栎木和松木，元代更换构件用榆木等硬杂木，清代更换构件用杨木。宋金时期晋南建筑选材从用松、栎为主转变为用榆、槐、椿、柏等硬杂木与杨木为主，处于浊漳河谷山地林区的天台庵佛殿亦大致反映了这一选材变化趋势。
图15 佛殿木构件之树种
晚明至清初时期，河谷内居民用砖砌造大量住宅、祠庙墙体，烧砖消耗木材燃料量倍增；同时马铃薯等耐旱美洲作物在山西省山区推广种植，使河谷内耕地向上扩张至海拔更高的山坡。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南太行山区的松木、栎木森林采伐，清初河谷内原始松木、栎木林可能已被伐尽。目前河谷内村庄的明清庙宇、大量民宅的结构用材一般均是可由人工种植成材的榆、槐等杂木与杨木。由此反观天台庵佛殿在晚明清初修缮时被添换了杨木大角梁、杨木短柱与槐木椽、飞，则绝非巧合。
10 结论
基于现场辨认改易痕迹，并结合题记纪年、木构件碳十四测年结果，可知天台庵佛殿在五代后唐天成四年至长兴四年建造或重修时，使用了零星盛中唐旧木料，其五代旧貌大致为：大角梁斜置、翼角起翘平缓；室内主梁上用驼峰、蜀柱隔承平梁，四角施角栿；内外遍刷朱白彩画，正面版门、窗额表面有花形铁鏂；檐口施莲花纹或兽面纹勾头。
此后又经历了金大定或兴定或元泰定、元至大、明景泰、晚明、清康熙九年等五次修缮。金元修缮为佛殿屋顶添加了华丽的黄绿琉璃鸱尾、脊刹、摩竭鱼，并抽换了转角栱方。晚明清初两次修缮，将旧有斜置大角梁改换为平置，撤去角栿，增设隐角梁，从而使屋盖翼角起翘变高，并在外檐大角梁下增设擎檐柱；将承托平梁的旧有驼峰、蜀柱改为短柱；将殿身四面墙包砌青砖；在室内梁方增绘龙云、遍刷青绿，覆盖了旧有朱白彩画；正面檐口多用龙纹勾头。
总之，金元修缮仅改变了屋脊形象，而晚明、清初修缮则剧烈地改变了屋面翼角、转角构架、内檐彩画、墙体形象，使佛殿金元旧貌无存。
附记
笔者于2015至2016年调查天台庵修缮工地时，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在读硕士生，调查工作得到业师丁垚先生的悉心指导。业师、华南理工大学肖旻先生曾就天台庵建筑年代、题记涵义等问题赐教笔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张之平老师、山西省文物局白雪冰先生提供了调查天台庵工地的宝贵机缘。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贺大龙、王春波、帅银川三位先生曾为笔者详细解答诸多疑问。平顺县宋文强、申鹏两位乡贤为笔者数次实地调查提供了很多帮助。文物出版社耿昀编辑、德国A24景观建筑事务所王颐真建筑师与笔者同赴晋东南调查古建筑并抄录寺庙碑文。天津天宝测绘公司鲍国庆先生帮助处理了部分点云数据。复旦大学龚应俊先生指出笔者此前确诂题记年代的错误。在此并致谢忱。（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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